上海国资直接或间接投资了165家胡润民营独角兽，被投代表企业包括小红书、万得、得物
深圳（134家）、北京（130家）、苏州（111家）、重庆（103家）位列第二至第五，直接或间接投资的民营独角兽数量均超过100家
第三军团由厦门、广州、南京、烟台、成都、无锡6个城市组成
第四军团涵盖杭州、青岛、武汉、合肥等42个城市
第五军团覆盖济南、威海、大连等55个城市
上榜城市均有地方国资直接或间接投资至少 3 家胡润民营独角兽
华东城市投资能力最强，占据前十中的五席，分别是上海、苏州、厦门、南京、烟台
华南的深圳、广州，华北的北京，西部的重庆、成都进入榜单前十
全国共有108个城市上榜，覆盖24个省市区，江苏、山东、四川、浙江、广东、安徽的上榜城市数量均在10个及以上
上海国盛是城市地方国资中的最大伯乐，共有94家民营独角兽背后有上海国盛的投资身影
上港集团、渝富控股、北京国管、深圳市引导基金、上海国际集团、张江高科，均直接或间接投资了超过70家胡润民营独角兽
（2026年10月10日，上海）提供有质量的榜单与调研的胡润研究院今日发布《2026胡润中国地方国资投研实力TOP100》，这是胡润研究院首次聚焦各城市地方国资股权投资成果打造的榜单，以地方国资参与投资的胡润民营独角兽数量为核心评价指标。
2025年12月，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正式启动，中央财政出资1000亿元，广泛吸引地方政府、中央企业、金融机构、民间资本参与，目标撬动万亿元级资金规模；首批京津冀、长三角、粤港澳大湾区三只区域基金同步设立。该引导基金存续期长达 20 年，重点投向集成电路、人工智能、航空航天、低空经济、生物制造、未来能源等领域的早期企业。
《2026胡润中国地方国资投研实力TOP100》以胡润研究院今年6月发布的《2026全球独角兽榜》收录的近400家中国独角兽企业为研究样本，逐家梳理样本企业背后的股东结构，将股权穿透至第三层，最终统计各城市地方国资参与投资的民营独角兽数量。需要说明的是，个别企业虽已上市，但因仍收录于《2026全球独角兽榜》，本次研究一并纳入统计，例如宇树科技、长鑫科技等。
本次榜单统计范畴中的地方国资包括：市级、区县级国有企业，市级、区县级国资平台，以及经股权穿透可确认具有当地国资背景的产业基金、股权投资基金等。不纳入统计的范畴包括：中央国资、中央企业及其子公司，省级国资（四个直辖市除外），以及贷款、补贴、采购、园区合作等非股权投资关系。
胡润集团董事长兼首席调研官胡润表示：
“过去大家谈论国资，更多关注的是资金规模、基金体量。但我们认为，衡量一家地方国资平台真正的投研实力，不能只看它管理的资金规模，更要看它投出了多少优质企业。因此这份榜单更换了评价标尺，以地方国资直接或间接投资独角兽的数量，来衡量一个城市国资的产业研判能力和产业赋能能力。独角兽是创新创业的标杆，能够投中独角兽，说明国资看得准、投得进、陪得住。”
“需要说明的是，本次统计对象是地方国资参与投资的胡润民营独角兽企业数量，投资关系以公开披露信息为准；如果同一家独角兽被多个城市的国资参与投资，会分别计入对应城市的统计。我们希望这份榜单既能帮助地方政府对标先进城市、审视本地国资的投资短板，也能帮助民营科创企业了解各城市国资的投资方向、找到适配的资本合作方，还能为投资机构把握各地国资的赛道偏好、开展产业协同提供参考。”
“最新一期胡润全球独角兽榜单中，共有近400家中国独角兽企业，其中350家是民营企业。而在这350家民营企业里，超过一半（212家）背后都有城市地方国资的身影。”
“从中国独角兽企业的主要制造基地和研发基地来看：制造基地分布上，上海和深圳领先，都在20个以上，苏州紧随其后。上海集聚的企业主要集中于生命科学和半导体领域，吸引力主要来自顶尖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和成熟的芯片制造配套；深圳主要是机器人和生命科学领域的企业，凸显出强大的硬件供应链和‘机器人之城’的产业优势；苏州则以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领域的企业为主，成熟的产业链和规模化生产能力是其核心吸引力。此外，东莞依托消费电子制造生态，集聚了Oppo、Vivo、荣耀等独角兽企业的制造基地。”
“研发基地分布上，北京以150多个研发基地领跑，重点汇聚了人工智能、机器人和半导体领域的企业。企业选择扎根北京，核心在于这里拥有顶级的科研机构、国际化人才生态和前瞻性产业布局。其次是上海和深圳，上海主要是人工智能、半导体和生命健康领域的企业，深圳主要是机器人、半导体和消费电子领域的企业。”
“从统计结果来看，上海在地方国资股权投资领域表现突出，上海国资直接或间接投资了165家胡润民营独角兽企业。在上海国资投资的名单中，有小红书、万得、得物这类家喻户晓的企业，投资覆盖传媒与娱乐、金融科技、电子商务等多个领域，体现出上海国资在项目挖掘上的广度与项目研判上的前瞻性。”
“深圳、北京、苏州、重庆构成第二军团，直接或间接投资的民营独角兽数量均超过100家，资本活跃度突出，重点深耕数字科技、先进制造、新能源领域。其中深圳国资投出了微众银行、嘉立创、欣旺达动力科技等企业，北京国资投出了字节跳动、京东科技、蓝箭航天等企业，苏州国资投出了清陶能源、天兵科技、新芯航途等企业，重庆国资投出了特斯联、长鑫科技、月之暗面等企业。”
“第三军团由厦门、广州、南京、烟台、成都、无锡六座城市组成，这些城市在硬科技领域的布局优势明显，在储能、航天、半导体赛道取得了丰硕投资成果。其中厦门国资投出了海辰储能，广州国资投出了中科宇航、粤芯半导体，南京国资投出了T3出行、芯驰科技，烟台国资投出了东方空间，成都国资投出了沃飞长空、腾盾科创，无锡国资投出了长鑫科技、蓝箭航天。”
“从具体地方国资企业来看，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是地方投资独角兽企业的主力军。上海国盛（94家）、渝富控股（79家）、北京国管（72家）等平台，凭借母基金出资、基金参股、项目直投的组合策略实现广泛布局；上港集团（84家）、厦门象屿（50家）等市属产业集团同样深度参与，是独角兽股东名单上的常见身影，国资平台与产业资本形成了有效协同。”
“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国有创投机构同样表现突出。深创投（53家）、南京创新投资集团（53家）、苏州创新投资集团（43家）均由地方政府出资设立，但采用专业团队加市场机制的模式运作，既是本地科创企业最坚定的耐心资本，也通过子基金网络把触角伸向全国，验证了‘国资背景+市场打法’这一模式的竞争力。”
“值得关注的是，投资独角兽的并不只有专业国资投资平台和创投机构。一批以实体产业经营见长的国有企业，比如上海电气（32家）、上汽集团（29家）、首钢集团（28家）、厦门建发集团（21家）、江苏洋河酒厂（17家）等，也间接投资了不少独角兽项目。可见，如今越来越多头部国企开始同步运营产业生态：既做产业，也做资本。”
“地方国资和红杉、高瓴这类市场化投资机构，最根本的区别在于‘资金的性质’。市场化投资机构资金一般来自养老金、捐赠基金和家族办公室，基金存续期通常为7到10年，到期必须退出，因此对回报周期高度敏感；地方国资的资金来自财政和国有企业出资，存续期可以拉到15年甚至20年。安徽把创业投资类基金存续期放宽到20年，深圳把创新创业类基金存续期延长到最长15年，考核周期也从年度考核改成3到5年、按基金全生命周期考核。七年的钱只能投三年内能退出的项目，20年的钱才敢投那些要熬十年才能成的硬科技。”
“长鑫科技就是地方国资发挥长期耐心资本价值的典型案例：十年前，存储芯片国产化刚刚起步，合肥以国资出资的方式组建长鑫科技。合肥市国资委下属平台合肥产投出资140多亿元，占长鑫一期投资额的80%。此后十年，企业持续大额亏损，合肥国资始终在场、从未中途撤资。今年7月长鑫科技登陆科创板，市值一度冲上3.7万亿元，合肥国资体系持股超过33%，对应市值超过一万亿元。”
“这里还需要区分两类不同的国有资本。这份榜单统计的是地方国资，也就是市、区县级的国有企业和国资平台；国有资本里还有另一类——中央级的政策性基金与国资背景的全国性投资机构，比如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、中国保险投资基金，以及中金资本等。两者都是国有的钱，但在出资来源、投资半径和诉求上有本质不同。以中金资本为例，它是中金公司的私募投资业务平台，管理基金规模约5000亿元，累计直投企业1300多家、穿透投资企业5200多家。这类机构的资金来自金融机构、保险资金、全国性母基金和政策性基金，投的是全国乃至全球的项目，追求的是资本回报与战略价值的统一。地方国资恰好相反：钱来自本地财政和本地国企，投资半径以本地为主，通常带有返投比例、注册地等要求，最终要的是产业落地、税收和就业。”
“把地方国资投资独角兽这件事放到全球范围看，会发现它相当有中国特色。在欧美，政府对科技企业的支持以间接路径为主，比如政府采购、研发补贴与税收抵免、政策性担保。美国的小企业投资公司计划（SBIC）不是直接持股，而是用政府担保去撬动私人资本；法国Bpifrance、德国复兴信贷银行（KfW）虽然也做股权投资，但主要是国家级开发性金融机构，聚焦较后期、较大规模的项目。至于市、区县级政府出资层层设立基金、以股权投资方式直接或间接持有独角兽股份，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相当罕见。”
“这套体系的独特性，来自三个条件同时具备：一是财政能力，地方政府有能力拿出真金白银设立基金；二是产业目标，城市之间围绕产业链展开竞争，招商引资的方式从‘给地给税’升级为‘给股权’；三是制度设计，从‘创投十七条’到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，国家层面明确要求建立以尽职合规责任豁免为核心的容错机制，让国资敢投早、敢投小。”
“有人打过一个比方：新加坡有一家淡马锡，而在中国，几乎每一级政府都有自己的‘淡马锡’。截至2025年底，全国已设立政府引导基金超过2100只，目标规模超过11万亿元。这是中国用体制力量培育硬科技的一次独特尝试，值得长期观察。”
“说到国资军团的人才外溢，最典型例子是王东升。1982年，他进入北京电子管厂工作；1992年，他接手这家连续七年亏损、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，后带领员工自筹650万元完成股份制改造，创办了京东方。此后二十多年，京东方从一家老牌国企成长为全球显示面板龙头。2019年，62岁的王东升卸任京东方董事长，转身进入集成电路领域，2020年重组创立奕斯伟集团，专注RISC-V架构芯片与12英寸硅片。如今，西安奕材已登陆科创板、市值一度超过1200亿元。”
